近日，阿里巴巴和延安政府聯合推出了“年貨節”活動，用戶可通過阿里平臺購買延安當地的蘋果、大棗、小米等特產，農戶可通過電商購物節將產品批量銷售，降低庫存壓力提高收入，當地政府可通過節日強化其品牌，加強農產品地域標簽而阿里方面則可通過“年貨節”強化其電商下鄉力度，實現電商下鄉從銷貨至農村到幫農民銷貨的質的轉變。

這基本是一項三方多贏的購物狂歡節。而活動現場，三方也都派出最強代表出席：阿里的馬云，政府則從鄉鎮代表到副省長，農民代表則從農戶到各合作社負責人。常態電商購物節，往往是買賣雙方和電商平臺之間的事情，其他則是觀望居多，參與較少。而農村電商購物節，參與的人數以及規格則是明顯不同的。

建立生態需多方支持

農村電商與城市電商最大的不同點在于，農村缺乏比較完善的用戶體驗，物流等電商硬件環境較差，服務以及對正品商品認知度等軟性條件也較差，不客氣說，比之一二三線城市，農村地區的電商發展如再造新模式，難度非比尋常。

因此，阿里村淘所采取的模式基本為動用農村當地所有社會關系的“眾包”模式來培養其電商土壤：1.建立村淘站點，培養農村用戶的電商購買習慣，且村淘的直接理賠模式又避免農村用戶因為理賠而影響其電商行為培養；2.菜鳥物流合作，將快遞產品由縣鎮一級直接沉降至村級站點，使農村用戶可享受與城市同等的物流體驗；3.村淘站點可承擔當地產品銷售職責，加強了具有原產地標識的農產品品牌感。

以上三點單純依靠村淘顯然是很難實現其最終目的的，而是希望借助政府以及當地社會資源共同努力，在此，阿里村淘更像是居中協調者，以其資金和平臺優勢集合農村當地的社會資源，以共同推進電商下鄉政策落實。

開放生態為當地電商基礎

當今從政府到普通農戶都深知電商對傳統經營模式的沖擊，但如前文所言的種種弊端所致，農村電商仍未形成燎原之勢，只在部分條件優越地區發展。而鐵哥以為，農村電商的成功并非是打造數十個數百個“淘寶村”如此簡單，而是要完全惠及數億普通農村用戶，這是打破地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廣義上的電商下鄉。

而我們再看農村現狀，由于缺乏諸多問題使得僅憑幾位農村電商帶頭人以及政府的大力扶持顯然是很難實現目的的。鐵哥認為，任何一家電商平臺如果真要扎根農村，必須要為農村建立良好的電商生態，而更為重要是該生態必須是開放的。

以阿里村淘為例，其通過“年貨節”打造的當地農產品品牌，對其全網銷售是有著極大幫助的，即村淘的銷量可實現其品牌溢價最大值；菜鳥物流的縣級到村級物流通道的打通，也可惠及所有電商形態。

鐵哥曾與某農產品電商玩家溝通，對方認為在項目最初朋友圈“微商”的出貨量相對較高，但其品牌溢價則主要依靠淘寶天貓等主流電商平臺，因此可形成淘寶貢獻品牌其他收獲品牌紅利的良性銷售模式。除此以外，縣村物流通道的打通對農產品品質的提升意義頗大，這些都是阿里村淘開放式生態的成效。

電商下鄉的政府角色舉足輕重

相較于電商在一二三線城市推廣過程中，政府多扮演政策推進者角色，多在具體政策方面給電商以“松綁”，便如催化劑一般加速整個電商產業的發展。而在農村則明顯不同，政府在此“戲份”明顯加重。

1.是電商下鄉終極執行者的審核管理

以阿里村淘為例，其農村電商的終端執行者自然是各村淘合伙人，但長于線上的阿里對顯然是很難一一核實單個合伙人的資質，因此，也必須與當地政府協作，將現場資質審核權委托給政府或有關部分，才有可能將當地最有影響力的合伙人納入其體系內。在此部分，政府作用甚大，但平臺依然要對對此做好監控管理，以免在基層的人情社會里出現問題。

2.農產品品牌化運營強有力的推動者

自包產到戶之后，農戶所能掌握土地多為自家的“一畝三分地”，生產資料過于分散使得其經營思路和理念也相對滯后和短視，這是農產品品牌化運營最大的障礙，即便是最近提倡的“合作社”也很難走出思維的局限。

農產品的品牌化運營，一方面需要強有力的銷售平臺的支持，也需要各地有識之士的大膽探索，而更為重要是需要當地政府的通力配合，以政府背書形式強化其品牌。只有在三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整個農產品品牌化運營的未來也才是光明的，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只為重要的。

“年貨節”對于阿里來說是一年多以來電商下鄉戰略的一次“期中考試”和“對外述職”，其刺激的不僅僅是線上用戶對有原產地標識產品的追捧和喜愛，而更為重要是對各地政府和農產品經營者的一種宣講和刺激：誰才是對其真正有利的電商下鄉模式自然清晰。下一輪電商下鄉更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