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該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國的霸權主義本性，其霸權雖無人企及卻失道寡助，但大國力量對比多極化依然任重道遠。斯諾登爆料美國安局全方位、高強度監控全球互聯網與電信業務的“棱鏡”等計劃，凸顯美國憑借高科技獨享網絡信息霸權，反映美妄圖將世界尤其是主要對手“一網打盡”的霸權野心與霸道行徑。

　　斯諾登的爆料及其引發的美強烈反應，更體現了美霸權新的兩重性：一方面，盡管受挫于金融危機與“兩場戰爭”，但美霸權猶在，尤其是在網絡等領域遙遙領先，網絡技術及話語霸權成為美霸權的新發展與新支柱，而多國拒絕斯諾登避難申請也揭示了國際政治的冷酷現實，即各國顧忌美霸權高壓，且對美監控自己深感無奈;另一方面，美霸權行徑不得人心，監視全球招致眾怒，盟友及新興大國紛紛要求美“老實交代”，該事件更讓全世界看“老大”的笑話，美事后一再對有關國家施壓與威逼利誘，其霸權困境與疲態顯現，美謀霸稱霸與多方反霸的國際關系主要矛盾再度彰顯。

　　其次，該事件對美國造成三重“傷害”：一是國際形象嚴重受損，軟實力嚴重失分。“棱鏡門”等折射美在網絡領域“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雙重標準，也是美在“人權”、“反恐”等諸領域素來唯我獨尊、言行不一且一貫偽善的最新體現，美對外政策的道義制高點顯著減少。二是情報外包體制漏洞百出，反思改進勢在必行。繼兩年前“維基解密”大規模曝光美駐外使領館密電之后，該事件再度揭發美不擇手段的全球網絡監控，其對美殺傷力之大堪稱美情報圈的“9·11”。斯諾登本人供職的博思艾倫公司系美國安局網絡電信監控重要承包商，“9·11”后美將情報科技等業務大肆外包，外包單位數量巨大、雇員龐雜、幾近失控，最終導致該事件爆發，美情報外包乃至整個體制勢必被調整。三是沖擊美安全及對外戰略。美情報部門稱“基地”組織已對該事件作出反應，包括改變聯絡方式等，日后美追蹤恐怖分子難度勢必增大。

　　再次，該事件誘發新老大國復雜博弈。其一，加劇美歐互疑，遲滯西方大國“新聯合”。該事件正值美歐啟動“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談判的節骨眼上，雙方原打算借此加固盟友關系以共同應對新興大國，不料此時美東窗事發，其對主要盟友歐盟及其大國尤其是德國全面監控被曝光，美歐互信已然受損，雙方控制與反控制矛盾凸顯，對網絡自由與網絡安全孰重孰輕的價值觀分歧加劇，大西洋聯盟平添新裂痕，美歐聯手重塑與主導國際經貿新規則短期難有突破。其二，導致西方大國與新興國家較量更趨激烈。一是美俄矛盾趨于尖銳，雙方角力加劇。美對俄最終“收留”斯諾登“極度失望”、惱羞成怒，于8月7日斷然宣布取消原定9月初G20峰會期間專門舉行的“奧普會”，致使原本就冷淡的美俄關系進一步降溫。美俄結構性矛盾短期難以緩解，從中長期看，普京主政下的俄羅斯還將與美展開多方面的戰略角力;二是美與拉美左翼國家對抗加劇，其“后院”再度不穩。美攔截并竊取巴西公民及企業電話記錄和電郵，巴總統羅塞夫批美“肆意踐踏巴主權與人權”，強調“絕不允許以這種方式對巴或其他任何國家進行干涉”。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尼加拉瓜三國無懼美國高壓，表示愿收留斯諾登，凸顯抵制美國霸權的決心;三是歐拉關系“意外”受損。法、葡、意、西四國迫于美幕后施壓，迫降“涉嫌窩藏斯諾登”的玻利維亞總統專機，引發拉美群情激憤。

　　第四，該事件凸顯網絡信息安全無比重要，將深刻影響網絡時代的國家治理，網絡空間的國際規則之爭更趨激烈。其一，美網絡霸權無孔不入的嚴峻現實“倒逼”各國更加重視自主維護信息安全，各方紛紛加大投入，包括與“美式裝備”切割，抓緊軟硬件的國產化;其二，各國在維護國家安全、反恐與維護公民隱私權、人身自由之間均不同程度地面臨兩難，都在摸索兼顧平衡之道。新興國家尤其面臨外防霸權滲透顛覆、內防信息泛濫失控的網絡社會雙重挑戰，維護社會穩定殊為不易;其三，大國網絡空間博弈水漲船高，網絡全球治理競爭加劇。網絡空間既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又與國家安全密不可分，已成全球四大“公地”之首。美網絡“一超”獨霸與“多強”反霸矛盾深刻，彼此網絡攻防更趨頻繁，制定網絡空間“交規”更顯緊迫，各方勢必激烈討價還價。

　　第五，該事件表明“基于網絡”的非國家行為體已成影響國際格局的重要新變量。網絡成了解構并重塑權力的利器，網絡時代的個人“獨行俠”、國際傳媒與非政府組織竟可挑戰一個霸權國家，使其狼狽不堪、大出洋相，足見國家關系行為體日趨多元化。“四兩撥千斤”的非國家行為體越來越不可忽略，其極可能成為影響國際戰略格局演化的關鍵。

　　面對該事件衍生的諸多復雜效應和重大國際戰略影響，中國應統籌內外，未雨綢繆，趨利避害，自強不息，力爭網絡時代社會管理與大國博弈的戰略主動權。